流金岁月
红四方面军直属水兵连在旺苍的组建及发展
黄立诗
1935年2月中旬，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军委1月22日电示：“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为强渡嘉陵江战役的需要，在嘉陵江支流东河（亦名宋江）上游之旺苍城组建起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直属水兵连。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历史上最早的水兵建制部队。
1934年9月，红四方面军历时10个月粉碎了敌人20余万兵力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六路围攻”后，四川军阀惶惶不可终日，只得向蒋介石告急求援，请其派兵入川，统一指挥“剿赤”事宜。蒋介石便立即制定了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川陕会剿”计划，令胡宗南部入川，上官云湘等部向川陕边逼近，准备纠合川陕两省的军阀势力，东西堵截，南北夹击，一举消灭红四方面军于大巴山下。短时间内，敌人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周围集结的兵力就达200个团以上。其兵力分布为：刘湘所部集结于东线的宣汉、达县，准备西进；罗泽洲、杨森等部集结于南线的营山、仪陇，准备北犯；孙震、邓锡侯等部集结于阆中、南部一带，准备配合行动；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部集结于广元、昭化地区。各路敌军蠢蠢欲动，一旦“会剿”开始，红四方面军势必处于四面受敌的危险境地。
当蒋介石的“川陕会剿”尚未布置就绪，我红四方面军便抓住战机，于1934年11月上、中旬，先后召开了毛浴镇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和清江渡军事工作会议，讨论了粉碎“川陕会剿”的战略方针和任务，制订出“依托老区，收缩战线，发展新区”的《川陕甘计划》，并决定部队完成整训后，集中主力向嘉陵江以西和甘肃南部发展，扩大川陕根据地为川陕甘根据地。
根据会议的决定，为适应向西发展根据地的需要，红四方面军主力15个团随即移师西向进驻旺苍坝整训。川陕革命根据地党政军首脑机关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中共川陕省委、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等也相继从巴中、通江西迁，进驻旺苍城。这时的旺苍城已成为川陕革命根据地后期的首府，既是运筹指挥的中枢，又是支援前线的战略后方。
1935年1月，红四方面军已休整了3个多月，兵员、物资得到补充，士气进一步提高。为贯彻清江渡全军军事工作会议制定的《川陕甘计划》和策应中央红军入川北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决定乘敌“会剿”一时难以开始之际，组织发起广（元）昭（化）战役。当即以第31军全部、第9军主力和第30军、第4军各一部共约18个团的兵力，于1月下旬向广元、昭化地区集结。1月22日战役开始，红军英勇顽强作战，首先扫清了广元、昭化两城外围的敌军，分别将敌人围困在广元、昭化两座孤城内。
红四方面军发起广昭战役后，收到中央政治局及军委1935年1月22日来电：“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指中央红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2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为使四方面军与野战军乘蒋敌尚未完全入川实施‘围剿’以前，密切地协同作战先击破川敌起见，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湘）敌，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因我军入川，刘湘已无对你们进攻可能，你们若进攻刘敌，亦少胜利把握，与我军配合作战距离较远，苏区发展方向亦较不利。西线则田部内讧，邓（锡侯）部将南调，杨（森）、李（家钰）、罗（泽洲）兵单力弱，胜利把握较多，与我配合较近，苏区发展亦是有利的。”因此，指示四方面军“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至兵力部署及攻击目标，宜以一部向营山之线为辅助方向，而以苍溪、阆中、南部之线为主要方向。”
接电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旺苍城南峰寺观音阁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王树声、倪志亮等。会议对中央电报作了认真的研究，一致认为，迎接中央红军是当务之急，鉴于广元、昭化两城敌军凭坚固守，攻击数日进展不大，无法大举西进，乃决定暂停对胡宗南的角逐，放弃原定战役意图，主动撤广、昭之围，并适当收缩东线部队，集中主力强渡嘉陵江。但嘉陵江昭化以南江阔水深，又有敌重兵防守，若无充分的准备，难以实施渡江作战。昭化以北渡江较易，但渡江后又有剑门之险，向南发展会遇到很大困难。据此，红四方面军乃以第31军和总指挥部工兵营迅速搜集材料，隐蔽造船，积极进行渡江准备，并监视昭化、广元敌人。集中第4军的6个团、第30军的4个团、第9军的2个团共12团的兵力于2月3日出击陕南，发起陕南战役，以迷惑和调动沿江敌人北向，创造在苍溪南北地区渡江的有利条件。
红四方面军进军陕南的10余日间，先后占领了宁羌（后改为宁强）、勉县两城和阳平关重镇，围攻褒城，直抵南郑城郊，歼敌4个多团，缴获轻重机枪70余挺，长短枪5000余支，俘敌团长以下4000余人。在这一胜利的震动下，敌人惊慌失措，连忙调整部署，调动重兵向川陕边境增援。红四方面军见战役目的已达，遂撤褒城之围，于2月中旬回师川北，准备渡过嘉陵江西进，策应中央红军入川北上。
强渡嘉陵江是红四方面军第一次大规模江河作战，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总指挥部在各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为渡江之需要，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决定组建直属水兵连。陕南战役将近结束时，各部队按总指挥部命令，把会游水、划船的干部、战士抽出来，立即赶到总指挥部所在地旺苍城报到。据水兵连战士伍伦发回忆：“当时，我在红四方面军第4军12师36团1营当通讯员，在向陕南进军的路上，张营长问我会不会游水，会不会划船，我说会，张营长就说打了这一仗后调我到总指挥部水兵连。2月9日打下新铺湾的当晚，上级通知我次日一早出发，到宁羌县报到。我到宁羌县不久，即与第4军、第9军、第30军调往水兵连的同志一道向旺苍城进发。”
1935年2月中旬，总指挥部在旺苍城王爷庙组建成立起直属水兵连。据曾任水兵连连长的杜万荣回忆：当时，他在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工作，总指挥部决定，以红军大学中级干部队之一部为基础，与第30军、第31军的干部教员队和从各部队抽调来的100多名有一定泅水、划船基础的干部、战士，合编为总指挥部直属水兵连，以担任强渡嘉陵江之划船、架桥任务，保证红四方面军在主要渡江地点强渡。水兵连辖4个排，16个班，共220人。由杜万荣任连长（后为田启堂），胡孝宏任指导员，陈某某任副连长 ，胡正明任副指导员。
红四方面军水兵连成立大会在旺苍城王爷庙召开，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兼红军大学副校长李特在成立大会上分别讲话。他们主要讲了组建水兵连的目的、水兵连的建制、任务等。王副总指挥在讲话中指出“组建水兵连就是为了渡江，但渡哪条江，暂不告诉你们，到时候就自然知道了。原来考虑完成渡江任务后水兵连即撤销，你们仍回各部队去，后经研究，决定水兵连列入建制，直接归总指挥部参谋处领导。因四川河流较多，保留这个连有好处，你们要做好一切准备，加强操船、架桥和泅水训练，在训练中要开动脑筋找窍门，做到技术过硬，机动灵活……。”水兵连成立后，在红军大学教育长兼军事主任徐琛吉的领导下，当即在总指挥部所在地旺苍城边的东河长滩坝开始了紧张的泅水、操船、架桥训练。
水兵连成立的同时，还组建了一个100余人的船工会，也直属总指挥部参谋处领导，由川陕省工会副委员长白文龙（旺苍人）指挥，具体负责人是张正宽。船工会是从地方苏维埃和红军中征调来的一批擅长木工、铁工、船工手艺的工匠组建起来的，专门为水兵连建造木船和维修船只。分设修船和造船两厂。修船厂设旺苍城，主要修理水兵连训练使用的大小木船，这些木船都是广元（今旺苍）县、长赤县苏维埃政府从旺苍境内的东河、木门河流域征调来的，专供水兵连训练之用。造船厂设在东河下游的苍溪王渡场。在苏区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援，提供了大量人力、物力。经过一个多月夜以继日的艰苦奋战，修造出大小木船200多只，制成三座浮桥的竹质构件。
水兵连在长滩坝古渡口一带东河里展开了紧张的水上练兵，注重掌握驾船技术。战术上着重训练偷渡和强渡的突击动作，以及登陆作战、巩固扩大登陆阵地、火力支援、保障后续部队投入战斗等战术动作，并将架设浮桥作为主要训练课目。水兵连的干部、战士多是川北各条江河上的船工，他们水性好，河道地形熟，懂得架船技术，虽然没有在河上亲手架过浮桥，但还是见过江河上的浮桥、舟桥，有一定的架桥知识。他们就近就地取材，除使用木材外，还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竹子做材料构架浮桥，且简便易行。
2月（农历正月）的川北山区旺苍，时令正值隆冬，北风凛冽，寒气袭人，河面上还结着一层薄薄的冰，河水寒彻肌骨。但红军战士还是坚持在冰水中训练泅水、操船、架桥。虽然下水前都要喝点烧酒，增加体温，但时间一长，还是不解决问题，好在战士们士气很高，没有一个人叫苦。其中两名战士因水温实在太低而被冻死，但部队训练的热情仍然十分高涨。总指挥部首长知道后，指示连部调整训练方案，上午练习操船，下午练习泅水。经过10余天的艰苦训练，部队的操船、泅水、架浮桥等技术大大提高。
2月下旬，王树声和李特到水兵连检查了训练情况，对训练所取得的成绩表示满意。指示以后的训练以操船为主，并且指出了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如推船时身体前曲度不够，两臂不直，出力不猛，影响了船的前进速度等等。对今后的操船训练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操船时桡片入水要轻，不能有响声，静水中每一桡应能使木船前进35至50厘米，流水中应达到70至100厘米；泅水训练要达到会踩水，出水时不能有声。根据首长的指示，水兵连进行了更为艰苦的训练。
3月8日，王树声、李特再次来到水兵连，并带来一个步兵营，指导水兵、步兵协同渡江训练。3月9日，总指挥部的首长们来到东河长滩坝训练场，观看了水兵、步兵联合渡江演习，进一步提出了训练要求。此后参谋长李特就在水兵连住下来，每日到现场指挥训练。步兵也分批前来参加训练，先后前来配合渡江训练的有三、四个步兵营。
由于强渡嘉陵江战役迫近，水兵连的训练场地后来就顺东河下移到苍溪歧平、元坝子、王渡，逐步向嘉陵江靠近。每到一个新的训练场地，水兵连就因地制宜、分秒必争地抓紧进行水上训练。通过紧张的训练，水兵连的各项技术越来越娴熟，水兵与步兵的协同配合也越来越协调，步调日趋一致。
1935年3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云集嘉陵江东岸，在北起广元、南达南部的400多里的江防线上，与西岸敌军形成对峙局面。
根据老红军伍伦发的回忆：“渡江战斗迫近了，上级命令水兵连协同步兵将所有木船从40多里的王渡搬运到苍溪塔子山下主渡口。部队先派出一个排到前面铲除灌木杂草等障碍物后，开拓出一条5尺宽的道路。3月27日晨6时，扛船队出发，每15名步兵抬一只木船，两名水兵各扛一只桡片，每个战士平均负重100斤以上。道路崎岖难行，战士们气喘吁吁，汗流如注，最艰苦的一段路是翻越一道荆棘纵横的山梁，战士们赤脚蹒跚前行，血从脚板上流出来，染红了杂草、碎石。饥渴交加，疲惫异常，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坚持把200多只木船和部分竹木浮桥构件运到了指定地点。”
渡江战役前一天，王树声副总指挥到水兵连宣布：“同志们，我们的任务就是强渡嘉陵江！嘉陵江的江面宽阔，水深流急，渡船载人不易掌握，一只木船要载一个排的兵力，你们要保证部队安全、准时到达对岸。否则，就会影响整个渡江战役。”最后他强调说：“渡江任务能否完成，关键就在你们水兵连！大家要做好牺牲的准备，即使剩下一个人、一条船，也要坚决完成任务！”会后，各班、排纷纷表示决心，坚决完成渡江任务。
经过一个多月的水上练兵训练和物资的准备之后，指战员们斗志昂扬，时刻准备出击。3月28日夜，强渡嘉陵江战役开始。渡江战役指挥部设在塔子山下的谭家大院内，总指挥徐向前、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李特以及第30军政治委员李先念等都在这里指挥战斗。夜晚，天空飘着蒙蒙细雨，江面上雨雾弥漫，看不清对岸。渡江点上，部队各自进入指定位置，整装待发。9时许，庄严的时刻到来了，指挥部下达了“急速渡江”的命令。水兵连配合第30军在塔子山主渡口首先强渡，第30军88师263团两个营和军部教导营为渡江突击部队，迅速登上水兵连的船队，冲向西岸。先头突击连首先偷渡成功，在胡家坝登岸后，连续摸掉敌人的三道岗哨，敌人才发觉红军已过江，慌忙进行抵抗，沿江敌人以密集的炮火封锁江面。这时，红军设在塔子山的总指挥部直属炮兵团向敌江防据点发起猛烈轰击，支援突出队强渡。霎时，江面上战船齐发，红军战士冒着敌人密集的枪炮弹雨，奋勇向前，大小木船纷纷冲向对岸。敌人的照明弹不断在江面上空升起，水兵连在红军强大火力的掩护下，奋勇划向对岸，船上的步兵突击队员也向敌人猛烈射击。大约两个钟头，部队纷纷登上对岸，迅速占了敌人的江边阵地，并向纵深和两翼进击。
水兵连船载先头部队在塔子山渡口强渡嘉陵江成功后，次日拂晓，第3排和第4排继续船载后续部队渡江，第1排和第2排奉命赶到苍溪县城西北外嘉陵江上架设浮桥，以便大部队过江。在滚滚的江面上，水兵们开始了紧张的架桥作业。打桩的打桩，牵索的牵索，抬竹篓的抬竹篓，搬运矿卵石的搬矿卵石，大家都紧张地忙碌着。结构浮桥，要用很粗的篾绳来固定浮桥的构件，战士们将预先用竹篾制成的酒杯粗的纤绳，每根长数百米，西头固定在望水垭下巨大的礁石上，在东头沙滩上打下铁桩，在铁桩周围磊成石堆，然后把纤绳一根一根地拉直，系在铁桩上。这是架设浮桥的基础工程，只要纤绳结实，拉得紧，不仅可以抗御一般的激流，还可以增加负荷。几根纤绳并排拉好后，就把早已准备好的竹子一捆捆地铺在纤绳上，又用长竹竿把竹捆牢牢固定起来，然后在竹排上铺上一层竹制构件或木板。这样，浮桥上不仅可以大量行人，连骡马和笨重物资也可以通过了。在架桥中，遭到敌机几次空袭，战士们一面组织对空射击，使敌机不敢低空飞行，一面冒着炮火奋力抢修。伍伦发回忆说：“在湍急宽阔的嘉陵江上架浮桥相当困难，要是用木船作基础，木船不易固定，我们就设法用竹子编成大竹篓，装上大量卵石作锚，沉入江底，并用很粗的纤绳系在船上，解决了难题。3月31日，一条横跨大江、宽3米、长200余米的浮桥架起来了，我军源源不断地通过嘉陵江向西进军。”
3月29日拂晓，第31军于苍溪以北的鸳溪口强渡嘉陵江成功，一举攻占险要阵地火烧寺，击溃敌刘汉雄部一个旅。水兵连第3排、第4排及船工会一部又赶到嘉陵江上游的猫儿跳（今虎跳），经一天一夜奋战，在这里架起一座长达500米的浮桥，后续部队顺利通过浮桥向西进击。同时，第9军也于阆中以北的涧溪口渡过嘉陵江，31日攻克阆中。
4月上中旬，水兵连和船工会奉命继续坚守桥头，维护浮桥安全。其间，浮桥在江水冲击、敌机轰炸下，几次遭到严重破坏，但每次都经水兵连和船工会及时抢修恢复，保证了浮桥的畅通。红四方面军大举西进，先后攻克阆中、南部、剑阁、昭化、梓潼、平武、彰明、北川等8座县城及乔庄、中坝等重镇，歼敌1万余人。4月21日，历时24天的强渡嘉陵江战役胜利结束，粉碎了敌人“川陕会剿”计划，直逼四川军阀统治中心成都。这次战役，创造了红四方面军战史上一次大兵团强渡江河作战的典范战例。为策应中央红军做出了重要贡献。
强渡嘉陵江的任务完成后，水兵连跟随主力红军，踏上了新的征途。在长征途中，屡建战功。如在江油红军渡涪江的战斗中，水兵连配合突击队战士泅水渡江，夺得敌人的船只，运送部队渡过涪江；在通往北川的岷江上，架设了几座大索桥，每座桥均有一华里长，使红军顺利渡过岷江；在渡大金川江的作战中，水兵连和船工会也发挥出特有的作用，胜利完成了上级所给予的渡江作战任务。1936年10月下旬，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宁会师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遵照中央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命令，在甘肃靖远虎豹口西渡黄河。水兵连奉命配合第30军在靖远的大芦子地区秘密造船，侦察渡河点，准备渡河事宜。为支援红四方面军完成造船任务，中央特令红一方面军火速搜集木板、石灰、桐油、铁钉、棉花等材料，并挑选木匠、铁匠等技术人员送往第30军驻地，由第30军政治委员李先念负责组织完成造船任务。10月25日夜，在虎豹口渡河点，当夜幕降临时，前卫师将渡船再次抬到岸边，推入水中，第263团从各营抽调的100多名优秀战斗骨干组成的渡河先遣连，在一营营长赵海丰、三营教导员周纯麟的带领下，分别登上排列成行的大小木船，待命出发。11时左右，李先念一声令下，先遣连的勇士们驾驶船只飞也似的划向河心，冲向对岸。快到岸边时，被敌人发觉，红军指战员沉着冷静，冒着枪林弹雨奋勇划行，靠岸后一阵猛打猛冲，迅速占领了滩头的10多个碉堡，打得敌人弃尸而逃。先遣连渡河成功后，放回的船只载着后续部队陆续过河，追歼残敌。这次西渡黄河，共渡过21800余人，完成了中央军委赋予的光荣任务。水兵连在红四方面军战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黄立诗，男，中共旺苍县委党史研究室退休干部，县政协文史员
旺苍地区的铸折坊和造币厂
季剑南
宋代嘉川县铁剑炉铸折坊
民国《重修广元县誌》载：“县东中岭（今五权）、高城（今三江）、硫坪（今大德）、通坪（今普济）所产磁、赤褐铁矿，俱易冶铁，今大德官禄庙、金溪龙行坡、水磨姚家沟等地，冶铁遗迹犹存。”旺苍冶铁，宋代已始，昔皆就地采矿，就地冶铁，白水、三山、高坎次之。早年嘉川坝北上10里的小松岩，盛产优质煤，宜作鼓铸用煤。
据《四川通志》载：“诏利州铸折二钱，后又铸折三钱，谆熙十五年（1188年）利州昭化、嘉川有炉产铁30万斤，迄今鼓铸。”所谓“铸折”乃冶炼加工之义也。
实地考察，古嘉川县遗址（古名谢家场）犹存。县西官桥犹在。治地东头的古“铁剑炉”作坊遗址，当地百姓仍可指认。“铁剑炉”作坊东侧有滩，亦名“铁剑炉滩”，坊、滩同名，互为印证。“铁剑炉”位于古嘉川县治所处，东西有利巴路横贯利州府和县东鼓铸冶铁诸地，南北可凭燕尾船与苍溪、阆中畅通人流物流。
古今旺苍民间冶炼铸造艺人代代相传，他们铸造的刀剑、火枪、铁铧、铁锅、庙钟、神磬、铁佛……远销周边县州，这与旺苍早期冶炼技艺发达不无关联。今嘉川坝东“铁剑炉”处，有可能是宋代利州为朝庭铸折二钱和三钱的铁质造币作坊之一，但仍须深入考证。
旺苍红军造币厂
民国23年（1934年）冬，红军造币（苏币）厂，由通江分期迁至今黄洋镇太阳村（狮子坝），利用张光才等家的民房安置造币器材。
郑义斋兼造币厂厂长，刘杞任副厂长。造币厂与石印局并存一地，有工人80余名，设生产、制模、修理、管理等机构。除铸造苏维埃币铜元约10万枚、银元2万枚在市面流通外，还担负铸造白区通用银元任务。
红四方面军供给部周北海任石印局局长，有印钞机10多台，工人80余名，用木刻版、道林纸印刷纸币。
当时旺苍市面流行的以布币二串和三串、铜币二百文和三百文较多，亦有纸币一串、一元和银币一元流通。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春，随军转移离开旺苍，苏币停止制造与流通。
国营东河印制公司
据《旺苍县志》载：1965年6月，国营东河印制公司来旺建厂，属国家三线建设重点工程，1997年10月全部撤离旺苍，历时32年之久。
国营东河印制公司总部设旺苍县城以北孙家坝，下设三个分厂。01厂设于旺苍今白水镇卢家坝，负责印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行的各种面额的纸质人民币。02厂建在城北长滩坝，负责造币用纸生产。03厂设于旺苍东河镇黄家沟南口坝区，承担国家金属制币业务。另有代号07的仓储特区，建在城西蒲家沟，该特区常驻中国人民解放军把守护卫。
国营东河印制公司有员工4700余人，其中技工1000余人，公司业务骨干大多来自辽宁和上海，旺苍地区被招入厂者亦达百人以上。
国营东河印制公司党委书记贺晓初，男，四川苍溪人，省（军）级高干，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家住旺苍县城西郊马家梁的游登贵，男，时任该公司后勤科长（副县级），总管后勤保障工作。
2008年“５．12”汶川大地震，旺苍遭受重创后，已迁出旺苍重新更名的成都印钞公司和江苏昆山钞票纸厂，联手为旺苍捐建凤凰览胜台一座，安置于县城旺月堤亭子沱西畔。
凤凰览胜台基座呈长方体，东西长12米，南北宽7米，台高2.7米，台体黑色大理石铺面，不锈钢管护栏，台体两端各铺设14级大理石台阶连接基体平台，以方便游人细品翘首南天、蓄势待飞的金色凤凰的飒爽英姿。凤凰高约7米，体态硕大，双翼上镶嵌着多种古钱币模型（刀状、戟状、条状、杈状、鱼状和外圆内方的古钱币）和人民币值样品共百余张，用以昭示旺苍人民必将财运亨通康乐吉祥。
台阶两侧三角形墙面上，镶嵌着东河印制公司铸造并经放大处理的各种面额的金质纪念币和纪念品。纪念币有公元（AD）二世纪地动仪2000元、庆祝西藏解放20周年1元、青藏铁路通车10元、第29届奥运会300元、花好月圆10元、徐悲鸿骑牛画图50元、鹰图100元、生肖鼠300元。纪念品有：天坛（1997年）、华表（1997年）、北京奥运会（2008年）、联合国成立50周年（1995年）。每种币钞品一式有二，共24枚。
台体南墙正中石壁上雕刻着印钞工人的劳作英姿，台体北墙正中石壁上刻有原东河公司献给旺苍人民的寄语：
国营东河公司，乃印刷国家法定货币之重点三线建设企业。因东河流经旺苍，遂以之名。
公司一九六五年始建，一九九三年迁成都，其下辖之五０二厂，一九九八年亦迁至昆山，各易其名为成都印钞公司和昆山钞票纸厂。
东河公司与旺苍人民风雨同舟二十八载（从开建至始迁）。二十八年间，公司倾力生产稳定金融，以现代技术、先进理念、优秀文化推进一方发展。
五峰入云接西川，
东河浪翻长江边。
二十八载同休戚，
难忘养育恩如山。
成都印钞公司
昆山钞票纸厂
二００八年十二月
季剑南：男，旺苍县嘉川镇中心小学校教导主任 县政协文史员
西安至旺苍红色交通线简述
张霖昌
西安至旺苍红色交通线，亦称“西线红色交通线”，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共西安地下党组织沿着“川陕古道”所开创的西安通往红四方面军总部的“川陕红色交通线”的支线之一。
1932年12月，徐向前率红四方面军主力，从陕南挺进川北，一举解放了通江、南江、巴中和旺苍地区，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1933年2月，成立了中共川陕省委和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在短时间内，根据地扩大到23个县，约500余万人，红军队伍由4个师、12个团、1.4万余人，扩大到5个军、17个师、52个团、8万余人。1934年10月起，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苏区首脑机关及领导人分别从通江、巴中、万源迁入旺苍坝，致此旺苍便成为川陕苏区后期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
川陕苏区的创建与扩大，使国民政府大为震惊，蒋介石急令四川各路军阀立即停止内战，集中兵力共同对付红军，并委任田颂尧为川陕边剿匪督办。田颂尧接令后，于1933年2月，调集38个团，近6万人的大军向红四方面军发起了“三路围攻”，命令陕西杨虎城所领导的第17路军第38军驻防陕南，阻击红军北上。
红四方面军总部面对当时的严峻局势，立即向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共四川省委上书，请求中央和省委沿赤区建立秘密交通网，有系统地侦察敌情与信息，并设法将我们的必须品送来，请与汉中党组织联系送来大批人员训练为要。替我们派人到刘文辉中办外交。请迅速与阆中县委发生关系，送达文件由阆中转。
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根据川陕苏区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和中共川陕两省党组织以及红四方面军总部的建议与要求，于1933年3月作出决定，委派时任国民党17路军第38军少校参谋的中共地下党员武志平（化名洪林），创建从国民党统治区（简称“白区”）西安通往川陕苏区的秘密交通线。中共西安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宋绮云（杨虎城秘书）、王佑民代表上海临时中央局，向武志平传达了中央关于由武志平负责迅速建立西安通往川陕革命根据地秘密交通线的决定。任务是为党收集和传递国军的军事情报，组织和运送苏区和红军所需的各项物资，利用国军内部矛盾抓好兵运等秘密任务，在组织上直接接受中共西安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在工作上与王佑民单线联系，确定了接头暗号、联系地点与方法。
武志平根据中央的指示和要求，在西安地下党各级党组织和红四方面军的共同努力下，针对杨虎城之西北军，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行为的不满情绪，通过杜斌丞（杨虎城高级参议，爱国民主人士）等各种社会力量，采取多种方法，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的政治攻心和反复的联络与谈判，使之杨虎城部驻防陕南的38军军长孙蔚如于1933年6月与红四方面军达成了“互不侵犯”的秘密协议，并先后开通了西安至通江、万源、旺苍的秘密交通线，统称川陕秘密交通线，亦称川陕红色交通线。
西安至旺苍红色交通线，又叫西线红色交通线，全长600余里，其路线是，由西安至汉中、经勉县、翻定军山、过胡家坪、二郎坝、关口坝进入四川李家坝（今属朝天区）、到天星坪（今旺苍县天星乡）、下郭家坝（今旺苍县国华镇），经两会寺（今旺苍县双汇镇）、鹿渡坝到旺苍坝红军总部。随后，又在这条支线的基础上开辟了两条复线。一是，由汉中出发，经陕南的周家坪、黄官岭、喜神坝、庙坝，南江县的两河口、白头滩，旺苍地区的烂柴坝、回水沱、河坝场、船头滩、檬子潭、鹰嘴岩、麻柳坝、两汇寺、鹿渡坝到旺苍城，全线约400余里。二是，从汉中出发，经陕南新集、梨坪、长滩河、烂坝子、七里峡、干河坝、园山坪、鹰嘴岩、两汇寺、鹿渡坝到旺苍城，全程约340余里。还开辟了旺苍至通江的两条副线：一条是由旺苍坝向东，经黄洋场、普子岭、木门场、甄子坝、龙耳山、朱公垭、巴中城至通江红军总部。二条是从旺苍坝以北的鹿渡坝，经鹿亭溪、亮门垭、大郎会、厚坝、坑坑店、罗坝、赤溪场、元潭河、巴中城至通江红军总部。
西安至旺苍的各条红色交通线，与其他红色交通线一样，均建有秘密交通站，站上置有秘密交通员和秘密联络员。
秘密交通站一般都建在当地的旅馆、饭店、面馆、商铺、诊所、学校之内，其主人就是这个站的秘密联络员，他（她）们专为交通员传递情报，转运物资，供应食宿。活动在各条交通线上的交通员，队伍很庞大，实质上就是由地下工作者和苏区干部组成的一支特殊的战斗队。这些交通员，多数是以小商贩、货郎客、背二哥、郎中或教书先生为公开身份。交通员与联络员接头时均以暗号为准，其暗号既有实物，也有歌谣或说白，当时，广为流传的“背二哥哟背二哥，幺店子里歇住脚，门枋对子有酒喝，鞋穿左起走不脱，只要你是本家人，呼哨一场船儿来。同志哥哟保你渡船送过河”歌谣，就是西安至旺苍各条“红线”上交通员与联络员的联络暗号之一。
西安至旺苍的整个联络站中，汉中、碑坝、关口坝、天星坪、两河口、干河坝、檬子潭、鹰嘴岩、两汇寺、鹿渡坝等处是重要的站点，而碑坝则是整个川陕红色交通线情报和物资的接转站。两汇寺、鹿渡坝是西安至旺苍坝主、复“三线”的交汇处，是专门为红四方面军战士、苏区干部、地下交通员提供住宿、吃饭、传递情报、转运物资的重要驿站。鹿渡坝联络站，建在“工农面店”内，站上的负责人是两汇寺苏区干部苏含功，秘密交通员叫康三鼎和康礼年，他俩在一次给住在亮垭子的红军送情报的途中被国军地方武装杀害，解放后被追任为烈士。其联络员是李开荣、燕传福夫妇和权开德等人，后来李开荣参加红军去了延安。
川陕红色交通线开辟和建立后，其负责人武志平率领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秘密工作者，在那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把大量的军事情报、军用物资、地下工作人员源源不断地从“白区”送到苏区，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斗争做出了重大贡献。
1933年6月，正当红四方面军反击国军“三路围攻”的重要时刻，武志平与各条秘密交通线上广大交通员，首次把从各个环节获取的国军作战计划、兵力部署、军用地图、各种信件、口令、密码、重要文件以及主要官员的基本情况、政治态度、社会关系等大量的军事情报及时送到红四方面军总部和川陕省委及省苏维埃政府。把从“白区”采购、收集的无线电器材、药品和医疗器械、粮油、布匹等生活用品等军用物资迅速送到川陕苏区的战斗前线。随后，通过各种途径，分期分批地将潘自力、张德生等一批地下工作者，从“白区”护送到红军总部和川陕省委、省苏维埃政府。
在1933年6月至1935年4月的近两年时间里，武志平在全面组织指挥整个“红线”工作的同时，经常往返于西安至旺苍、通江、巴中、万源等地，代表国军杨虎城部第38军军长孙蔚如与红四方面军总部和川陕省委、省苏维埃政府沟通与谈判，并亲自将一些重要的军事情报及时地向红四方面军总部报告。
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顺利渡过嘉陵江，苏区的党政军机关及其领导人，全部离开旺苍坝，历时两年的“川陕红色交通线”停止了活动，原来战斗在各条“红线”上的秘密交通员、联络员，部份随军北上当了红军，部份参加了巴山游击队，部份转入地下活动，武志平回到西安，继续留在国军的军营里从事地下工作，解放后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参事室参事。
张霖昌：男，旺苍县煤管局退休干部、县政协文史员，
马家渡大桥和独特的标语
马正安
马家渡大桥位于县城北部，横跨东河南北两岸，是全县境内有史以来建造的第一座大桥，也是省道202线、广巴公路的必经之道。几十年来，这座大桥为旺苍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大桥修建
1956年12月广旺公路修通，1957年接着修筑广巴公路。马家渡大桥于1958年开始勘测设计，同年秋动工修建，前后经过八年分两次建成。
第一次是从1958年秋开始，1960年上半年建成竣工。建桥期间，正处在“大跃进”和国家三年困难时期，资金、物资短缺，技术落后。因此，便采用土法上马，建造成一座“石木结构”车辆、人行两用桥。所谓“石木结构”，是指基础、桥墩全是使用溪南扁坚硬、不易风化的优质石材，制成宽6米、厚3米、高12.5米扁圆形桥墩，制作精细，坚固耐久，经过几十年风雨和洪水冲刷毫无损坏。大桥跨度除两岸桥头，中间共设6墩7孔，全长248米。桥梁、桥面全是使用“马尔康”优质水杉木材。桥梁使用50厘米见方木料铺满桥墩，上面横铺20厘米厚的木材板方，用道钉固定在桥梁上。桥面两边无人行道，采用钢丝网作安全防护栏。大桥建成投入使用后，在当时的年代，由于在车辆少，货载轻的情况下，大桥的负载能力是能够承受的。
在建桥过程中，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除部分建桥工程管理和技术人员外，相当部份人力资源都是当地技术较强的石木工匠。在工地除1台小型抽水柴油机外，没有任何机械设备。挖基、吊装、起重都用的是人工操作。1959年3月27日，在挖基坑时，因下暴雨，河内暴发洪水，年仅22岁的工程技术人员黄载英为抢救工地财产被洪水卷走，英勇牺牲。后在桥头北面修建了一座纪念碑。
在建桥期间，广巴公路来往车辆过河问题，在马家渡口（后彩虹桥下面）建造了人工牵引汽渡大木船，除洪水期外，均能来往车辆通行。1960年大桥建成后，车辆、行人畅通无阻，解决了自古以来河内暴发洪水隔绝东西、南北行人过河问题。这座“石木结构”大桥维持使用到1965年春夏。
第二次是从1965年秋天开始，1966年底建成。这一期间，是国民经济有所好转，人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时期。这次修建，是拆除原来的木料桥梁、桥面，改建成钢筋混泥土结构。承担这次建桥工程任务的，是四川省交通厅公路桥梁建筑工程队。当时，按照“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要求，通过精心设计、施工，苦战了一年多时间完成了建修任务。建成了一座雄伟壮观、坚固安全的大桥。二次修建的整体结构是：桥墩仍使用原来的石材桥墩不变，桥梁使用优质钢材、水泥、沙石材料制成每孔5根“工字型”大梁，桥面铺设钢筋混泥土。桥面宽8米，车行道6米，两边人行道各1米，并设置钢筋混泥土栏杆。二次建成后，负载能力可承受三四十吨重型货车。共安全、正常使用了四十五年。
拆毁重建
马家渡大桥从初建到拆毁重建共经历54年。在最后十多年中，直到下游202线三桥未建成以前，经受了各种重型货运车辆超载负重和“5.12”地震的考验，仍未出明显的安全隐患。随着经济、社会、人口和城市的快速发展，各种车辆不断增加，加上桥面本身狭窄，完全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县委、县政府决定将原大桥拆毁重建。并由“中铁九局”承担重建工程任务。从2011年10月初开始拆除，当月20日全部拆完，接着开始动工重建一座适应现代城市、交通配套的新型大桥。
独特标语
马家渡大桥第二次建成后，桥梁东面写了一幅独特的标语。一是字数多，除标点符号外，共118个字；二是横面长，从南至北的七根桥梁全部布满标语内容，长度248米；三是最醒目，正楷字体，书写公正，字型一米见方，颜色鲜艳；四是时间长，先后经过45年，字迹清楚，完整无缺；五是很少见，像这样书写而不是雕刻，经过长期日晒雨打仍保持完好的标语在各地实属少见。
这幅标语的内容是：“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渐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党、全国人民一切行动的指南。”这幅标语，是在2007年春天，我在河边休息时，有幸仔细记下来的。
标语的制作是在桥梁制成后，未安装前，在制梁场地，按照标语的字数、大小规格、7根桥梁的长度、经过详细计算，然后采取先勾画，再用鲜红的油漆填写而成。
这幅标语出现的历史背景是在1966年，正是马家渡大桥修建时期。这一年，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第一年，也是“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开局之年。当年的春夏，“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为题，将标语的全部内容刊出以后，立即在全国上下掀起了“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高潮。四十多年来，这幅标语除颜色变浅以外，每个字迹显得一清二楚。几十年来，观赏过这幅标语的人成千上万。这幅久经风霜的标语，直到2011年10月大桥拆除才消失，无影无踪。
马正安，男，县计委退休干部，县政协文史员
